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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教徒神学与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需要清教徒神学,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需要清教徒神学。
早在1920年的时候,福理恩就断言:“世界的未来有赖于两个伟大的清教徒国家,一是美国,一是英国。一起行动,一起为公义行动,世界就是安全的。” 其实,就中国的古言来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上帝并不偏待人,凡是敬畏祂,按祂的话语去行的人都会得蒙上帝的祝福。因此,英美各国如今政治民主,经济兴盛,民风纯朴,成为亚洲各国留学和移民的首选地,关键不是英国、美国本身有什么魔力,更不是白种人作为一个民族本身具有什么特殊的优越性,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敬畏上帝,施行法治,追求公义,尊重人权。“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诗33:12),“耶和华啊,祢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诗94:12)。
清教徒是信心的伟人,清教徒神学是基督教神学发展的一个巅峰,处处透露出成熟的智慧、平衡的艺术。当代欧美著名史学家巴刻(J. I. Packer)在《我们为什么需要清教徒》一文中指出:“成熟是智慧、友善、恢复力和创造性的综合。清教徒是成熟的典范;我们不是。曾经有一个阅历广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宣布说,他发现北美的基督教――以人为中心,有操纵倾向,以成功为导向,沉浸在自我之中,感情用事――有三千英里的宽度,可惜只有半寸的深度。我们都是灵命上的侏儒。相反,整体而言,清教徒却是灵命的巨人。他们都是伟大的灵魂,所事奉的是伟大的上帝。他们富有激情却头脑清晰,发自心灵地怜悯他人;既有伟大的异象,又有实践的智慧;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以目标为导向,同时讲究方法;他们具有伟大的信心、伟大的盼望,也是了不起的行道者,为他们所坚持的理想承受了巨大的苦难。” 我们中国基督徒敢于这样深刻地省察自己,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肤浅吗?
清教徒神学是在苦难的火炉中提炼出来的精金,是在荆棘丛中盛开的百合花。艰苦的属灵争战塑造了清教徒的性格,他们把争战视为上帝的对他们的呼召,既把自己视为是天路历程的朝圣者,又是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精兵。中国教会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经历了无数的水火,中国教会奉献给中国社会的是什么呢?中国教会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深深思考的问题。难道中国教会要走非洲和拉美教会的路子吗?在非洲和拉美许多国家,教会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许多国家中基督徒在全国人口数目中甚至占据大多数。但是,由于受当地本土宗教的影响,受肤浅的灵恩运动的冲击,许多教会并没有好的见证。清教徒的思路是不是为中国教会和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我自己深信,中国社会的败坏是因为中国教会的败坏,中国教会的败坏是因为错误神学的败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必须经历全方位的改革,正如当初欧洲的宗教改革一样,必须在教义、敬拜、治理上全方位地按照圣经的启示重新调整,中国教会才有盼望,中国社会才有盼望。
清教徒神学不是英国的土特产,也不是美国的专利品,清教神学是从上帝恩典的江河中涌流出来的活水。不管在哪个时代,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有人敬畏上帝,只要有人渴慕真道,只要有人愿意从自己做起,把上帝的圣言施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那里就有清教主义的泉水在涌流,那里就有真理、自由、公义的花朵在四处盛开。因此,一位作者在探索清教徒本源的时候说:“每条河流的本源都在云彩里,大海之所以成为源泉是因为太阳的引力。在各个时代中都有清教徒的存在。摩西是清教徒;众先知都是清教徒;使徒们也是清教徒;奥古斯丁和马斯格罗(Marsigilio)是清教徒,路德和加尔文也是清教徒。只要注重内在的精神胜过外在的形式,只要注重个人的品格胜过大众化的仪式,就有清教徒存在。希伯来清教徒所发出的最崇高的声音就是:‘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谓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6:8)。
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神学家。苦难深重的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淡化作门徒的代价的廉价福音,也不是灵恩派那种注重神迹奇事的魔术性宗教,而是注重智慧与敬虔的清教徒式神学。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热衷政治的“民**运神学”,也不是逃避政治的“属灵神学”,我们所需要的是清教徒式的全方位的世界观。清教徒神学是大众神学,是家庭神学,清教徒通过讲道和教理问答的方式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清教徒式的神学就是中国所需要的神学。
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政治家。民主的根基何在?民主的根基就是敬畏上帝的主权、尊重个体人权的清教主义精神。自由的根基何在?惟独上帝的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雅2:12)。若是没有上帝的律法,我们就丧失了绝对的道德标准。没有清教徒的精神,在我们中间所能出现的绝不是崇高的具有政治理想的政治家,而是强奸民意、玩弄权术,以暴力和谎言愚弄百姓,肆行自己私欲的政客民贼。克伦威尔曾经写信给当时的国会领袖:“舍弃你自己,但要使用你的权柄。要打击那些骄傲之辈和无耻之徒,他们以种种借口破坏英格兰的宁静。要解除那些被压迫者的负担,聆听英格兰监狱中那些可怜的犯人的哀鸣。消除各个行业中不诚实的做法。假如有人为了使少数人致富,却使许多人贫穷,这种做法与共和国绝不相符。” 克伦威尔式的清教徒政治家会赞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
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军事家。苦难深重的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朱元璋式的枭雄,需要的是清教徒式的圣徒与英雄。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科学家,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文学家,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父亲母亲,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丈夫妻子,……有谁有清教徒的心志呢?
亲爱的读者,诋毁清教徒是容易的,因为他们也是有限和有罪的人。不管是在教义上,还是在生活上,他们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说,在他们的神学体系中,仍然有来自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自然法”(the law of nature)的痕迹 。但真正省察自己,效法他们的脚踪却不容易。作者修订书稿,撰写本简介时,对照清教徒的教义和生活,时时感受到罪的重负在自己身上的影响,深感灵力不足,学力不足。惟有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恳求慈爱的天父因着祂爱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悦纳、祝福这卑微的奉献,使圣徒得造就,教会得坚固。更祈求上帝在中国兴起合乎祂心意的器皿来,就像当初的英格兰一样,在中国大地的沉沉暗夜中,点燃众多的明灯。
王志勇
主后二零零五年六月四日
于美国大溪城威斯敏斯德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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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Joel R. Beeke, Assurance of Faith (New York: Peter Lang, 1991),pp.383-413.
转引自John Stephen Flynn, The Influence of Puritanism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20), p.11.
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教会史》,孙善玲、段琦、朱代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54页。
大陆学界多把James翻译为“詹姆斯”,此名在圣经中多次出现,和合本一概翻译为“雅各”。
参考E. Brooks Holifield, Theology in America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参考S.H. Houghton, Sketches From Church History (Edingburg: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95), pp.161-5.
参考Leland Ryken, Worldly Saint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6), 19-20.
Philip Schaff, The Creed of Christiando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77). Vol.I, p.767.
Philip Schaff, The Creed of Christiandom,Vol.I, p.728.
Philip Schaff, The Creed of Christiandom,Vol.I, p.769.
此处之所以用“英格兰国会”而不是用“英国国会”,乃是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现在的英国包括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苏格兰在历史上是一个长期独立的国家,直到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才统一为大不列颠王国,但苏格兰仍然具有高度独立的地位。直到今天,苏格兰人仍然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议会,长老制仍然是他们的国教。
B.B.Warfield,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and Its Work (Grand Rapid: Baker, 2003), p.12.
伊拉斯特派(Erastian):源自一个名叫托马斯·以拉斯特(Thomas Erastus,1524-83)的人,他曾经在巴塞尔学习神学,后来在德国海德堡从医。他主张国家有权力干预教会事务,认为教会无权把成员逐出教会,只有国家才是上帝所设立的惟一的有形的政府,基督教国家的教会只是国家的一个部门,教会的权柄只是说服、劝诫,无权禁止犯罪者停止参加圣餐。在威斯敏斯德会议中,之所以出现伊拉斯特的名字,是因为也有人主张国家对教会享有至高的权柄,而在英格兰议会中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伊拉斯特主义。威斯敏斯德会议拒绝这种主张,认为国家和教会既有彼此合作的领域,也有彼此分离的领域,在各自的领域中都享有至高的权柄,但为了荣耀上帝当彼此合作。在中国文化中,伊拉斯特这种主张一度盛行,致使国家大权独揽,教会成为被国家操纵,为国家服务的工具。当时正在进行宗教改革的欧洲,害怕重新落在天主教教会专制的轭下,所以很多人想削弱教会的权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而走向极端,把一切权力都归给国家,使得希特勒之类法西斯专制式极权国家在欧洲出现,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威斯敏斯德会议所确定的是合乎圣经的中道立场。
William Beveridg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Greenville: Reformed Academic Press, 1993), pp.118-121.
苏格兰先后派出8个专员,其中有5个专员是牧师,较多参加会议的是四位,他们是Alexander Henderson (1583-1646),Robert Ballie (1602-1662),Samuel Rutherford (1600-1661),和George Gillespie (1613-1648),这四位都是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神学家和牧者,其中的Gillespie在参加会议的时候刚满三十岁,在神学和见识上已经达到是炉火纯青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他们要求作为大会的会员参加,大会讨论之后,认为把他们视为是来自苏格兰的专员更合适。他们有权作为来自苏格兰的代表,参加大会各个委员会的会议。
其他比较大的争议还有:上帝的预旨,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基督的主权。
William Beveridg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p.69-70.
William Beveridg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p.70.
William Beveridg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p.102.
John Stephen Flynn, The Influence of Puritanism, p.7.
“清教徒神学”与“清教主义”、“清教徒主义”都是对Puritanism一词的不同译法。我自己更喜欢“清教徒神学”这一译法,清教徒的思想并不是一种“主义”,而是一个明确的神学体系。但在一些英文书籍中,有时翻译为清教主义似乎更合乎作者的原意。本文主要运用“清教徒神学”,有时也采用“清教主义”。参见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周学信校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59页;麦格夫:《历史神学》,赵崇明译,香港天道书楼,2002年,213页;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教会史》,孙善玲、段琦、朱代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54-531页。
转引自Ryken, Worldly Saints, p.11.
周必克:《清教徒的福音事奉》,陈路译,王志勇编校,威斯敏斯德出版社,2001年,6-7页。
John Stephen Flynn, The Influence of Puritanism, p.155.
John Stephen Flynn, The Influence of Puritanism, p.166.
John H. Leith, Assembly at Westminster (Richmond: John Knox Press, 1973), pp.65-74.
Edward D. Morris, Theology of the Westminster Symbols (Columbus, 1900), p.67.
B. B. Warfield,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and its Work, p.155.
A.A. Hodge, A Commentary on the Confession of Faith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Board of Christian Education, 1932), p.61.
J. Harold Greenlee,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Peabody: Hendrickson, 1995), p.1.
请参考John W. Burgon, Unholy Hands on the Bible (Lafayette: Sovereign Grace Trust Fund, 1990).
Cf. Wayne R. Spear, Word and Spirit in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from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Ligon Duncan (Ross-shire: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s, 2004), vol.I, pp.39-56.
Ryken, Worldly Saints,p.11.
Morris, Theology of the Westminster Symbols, p.506.
参看Samuel Bolton, The True Freedom of Christian Freedom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2001).二十世纪神学家Enerst F. Kevan专门考察清教徒神学,着有 The Grace of Law (Morgan, Soli Deo Gloria Publications, 1993)一书,特别阐明清教徒关于律法的主张。
W. Robert. Godfrey, An Intruduction to the 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 from Johannes G. Vos, The Larger Catechism, xviii.
转引自Leland Ryken, Worldly Saint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6), xi.
Samuel Bolton, The True Freedom of Christian Freedom, p.11.
周必克:《清教徒的福音事奉》,23页。
此五大要义源自《多特信条》的规定:人的全然败坏,上帝无条件的拣选,基督为选民舍命(基督救赎的有限性),上帝的恩典不可抗拒,圣徒永蒙保守。
华腓德:《神学家加尔文与今日的加尔文主义》,赵中辉译,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出版,1984年,17-18页。
Richard A. Muller, Dictionary of Latin and Greek Theological Terms (Grand Rapids: Baker, 2004), pp.259-260.
Morris, Theology of the Westminster Symbols, p.341-342.
Iain H. Murray, The Puritan Hope (London: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71),xxi-ii.
Calvin, Golden Booklet of the True Christian Life, translated by Henry J. Van Andel (Grand Rapids: Baker, 1952), p.13.
Calvin, Golden Booklet of the True Christian Life, p.25.
参考Joel R. Beeke,Puritan Reformed Spirituality, pp.101-124.
此十二点概括源自王志勇《基督教圣约神学基本原理讲义》未出版稿,第一卷,序言。
John Stephen Flynn, The Influence of Puritanism,p.105.
转引自Leland Ryken, Worldly Saints, x.
Rossiter W. Raymond, The New Puritanism (Freeport: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72), pp.82-83.
John Stephen Flynn, The Influence of Puritanism,p.239.
William Haller, The Rise of Puritanism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38), pp.36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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